位於北京市海淀區中關村南大街33號
藏品：25,049,236冊（件）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亞洲最大、世界第五大的圖書館；舊稱北京圖書館，簡稱國圖，其前身是於1909年9月9日始建的京師圖書館。1909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建立西式的文化設施，由學部主持在什剎海北岸鴉兒衚衕的廣化寺籌備建立京師圖書館。
辛亥革命後，將其改名為國立京師圖書館；1928年北伐成功後，改名國立北平圖書館，並遷址到中南海居仁堂。直到1933年在南京建立了國立中央圖書館，與北平圖書館一同行使國家圖書館職能。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於1950年3月6日國立北平圖書館更名為國立北京圖書館，1951年6月12日更名為北京圖書館，館名由鄧小平題寫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唯一的國家圖書館。1998年12月12日北京圖書館更名為中國國家圖書館，1999年4月16日由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江澤民題寫館名。
館 藏
中國國家圖書館是亞洲第一大圖書館，全面入藏中國出版的各類文獻，同時大量採進國外重要的學術出版物。中國國家圖書館館藏中文文獻與外文文獻在數量上大致各佔一半，是全球最大的中文文獻收藏中心，也是全國最大的外文文獻收藏中心。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文獻中，古籍善本、甲骨金石拓片、中國古舊輿圖、名人手稿、中國少數民族文獻等頗具特色，其中尤以「四大專藏」即「敦煌遺書」、「趙城金藏」、「永樂大典」和「文津閣四庫全書」最受矚目。
《敦煌遺書》：敦煌莫高窟 藏經洞 探險者 《敦煌文獻》
莫高窟所在的敦煌綠洲，在漢代以前，曾為大月氏人部落所居住，常受到匈奴人的侵擾。漢武帝發兵將匈奴逐出河西走廊後，于元狩二年（西元前一二一年）在河西建武威、酒泉二郡。元鼎六年（西元前一一一年），又從武威分出張掖郡；從酒泉又分出敦煌郡。
自漢魏以後，敦煌便成為「華戎輻輳」、中西交通的樞紐之地；中西之間進行經濟文化交流的一個中心。魏晉之際，「世居敦煌」的著名高僧竺法護，八歲時就拜外國沙門竺高座為師，其時約在曹魏正始五年（西元二四四年），這表明佛教初傳中國時，敦煌便是佛教傳播的據點之一。
莫高窟自十六國時期開始開鑿，直到元朝，前後幾近千年，在佛窟的形制上呈現出了不同時期的不同特點。莫高窟在唐代盛時「計窟室一千餘龕」，現存七百餘窟，即南區的四九二個洞窟，都是有佛像壁畫的供養佛窟，保存較好；北區的二四三個洞窟多是僧房窟、匠人居住窟或瘞窟。
莫高窟現保存北涼至元朝的壁畫總有四萬五千多平方公尺，以佛教經義畫為主體，其中有描述釋迦牟尼生平的佛傳畫。其次一種是佛本生故事畫，屬於描繪佛降生以前、各式教化眾生的故事。第三種是將佛經主旨形象化的經變畫，阿彌陀佛經變、如彌勒經變、維摩詰經變等。還有專門宣揚佛度化事蹟的因緣故事畫。此外，還有社會生活畫，如河西節度使張議潮出行圖、耕稼收穫圖。還有供養人佛像畫以及各類藻井、紋飾等。
明朝以來朝廷將西部的國門收縮到嘉峪關，敦煌的僧俗人等悉數被遷往關內，莫高窟由此變為荒涼之區，掩沒無聞。直到清朝中葉，隨著移民實邊政策的推行，敦煌又恢復了昔日漢民的農耕生活，莫高窟才又成為人們崇信佛教的處所，間或也有少數游方的喇嘛暫住此地。
藏經洞的發現
第17窟藏經洞有四萬餘卷的古代經卷遺書
1900年王圓籙道士發現敦煌藏經洞
清光緒廿六年（1900年）五月，有一位從湖北流浪至此的王圓籙道士，定居於此，借莫高窟及其寺廟來從事他的道教活動。然而，他卻意外地發現了16號洞窟甬道北壁的「藏經洞」（17號窟)。洞室裡堆滿了各種用白布包裹的一包一包各種古代的寫本和印本的經卷；經史子集等各類古籍和各類官私檔案；文學及各種民族文字文獻；共約近五萬卷、號，其中佛經約佔近90%，此外還有各種佛像絹畫、供養絹畫、佛幡及各種銅、木佛像等。
這是一個驚人的大發現，寫卷中有歷史紀年最晚的文卷是《大宋咸平五年（西元1002年）敦煌王曹宗壽婦人范氏造經錄》，然而，在約十四種民族文字的寫本中，沒有西夏文、蒙古文文書。王圓籙發現藏經洞後，曾向敦煌縣長汪宗瀚、安肅道道台廷棟並甘肅藩台報備，卻沒有引起這些官員的重視，同時也由於搬遷經費無著，只是下令王圓籙就地封存。然而，他的發現卻引起了西方探險家們的興趣。
探險者來了
1907年5月，英國探險家斯坦因到莫高窟找到王圓籙，用誘騙的手法以40個馬蹄銀錠，竊走了七千份古寫本、刻本卷子，還有殘片散頁六千多號，以及一些佛絹畫、佛幡等。
斯坦因誘騙竊走七千份
1908年春，法人伯希和在烏魯木齊，聽官員們說敦煌發現藏經洞，便立刻趕往敦煌莫高窟，在與王道士作了一番交涉後，同年3月3日，王同意伯希和到藏經洞中鑑別挑選，精挑細選了個半月，最後以五百兩銀子騙走了六千餘件。伯希和在將大批經卷裝箱從天津乘海輪運往法國巴黎之後，又帶了一小皮箱的經卷到北京向士大夫們請教文書的內容，於是引起北京文化界、知識界的大嘩，紛紛呼籲請政府立即制止外人竊奪、購買；立刻將藏經洞經卷運京，在朝野各界壓力下，朝廷才派員至敦煌，于1910年將剩餘的經卷運往北京。啟運時清點尚有九千餘卷，三個月後到達北京時只剩下八千餘卷了，存放於京師圖書館。
伯希和到藏經洞挑選半月騙走六千餘件
在京師派大員到敦煌莫高窟清點經卷之前，王圓籙已風聞到官府要如數上調，運走經卷，便事先從藏經洞中偷偷的搬出許多綑經卷，別藏於寺廟的轉經桶中或其他洞窟。1912年日本大谷探險隊的橘瑞超與吉川小一郎來到莫高窟，又從王圓籙手中騙購了近三百卷寫經，另外他們還在各窟搜尋到一批佛經寫本。
1914年，俄國考古學會會長奧登堡（S.F.Oldenburg）來到莫高窟，又從王圓籙手中騙取了二百件寫經。奧登堡還對洞窟作了大量的勘查，對南區和北區的石窟作了搜尋，搜得殘片剩頁近一萬八千號。千年前密藏於藏經洞的大批歷史文化遺產，就這樣流落了到世界各地。這是在清朝朝廷腐敗統治下，出現的國家厄運。
莫高窟最後一次被外人盜竊是在1924年，這一年美國波士頓弗格博物館的華格納來莫高窟作「考察」，他乘人不備之際，用化學膠布黏走了十餘幅精美的壁畫，同時還將三二八窟窟龕的唐代供養菩薩像偷走。
敦煌文獻
又稱敦煌遺書、敦煌文書、敦煌寫本，是對1900年發現於敦煌莫高窟17號藏經洞窟中的一批書籍的總稱，總數約5萬卷，最早的前秦苻堅元年（359年），最晚為南宋慶元二年（1196年），這些遺書目前分散在全世界，如大英博物館、巴黎國立圖書館、俄羅斯科學院聖彼得堡東方研究所等，1910年入藏京師圖書館時，只餘8000餘件，目前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有16000餘件，為該館四大「鎮館之寶」之一（另三件分別為永樂大典、四庫全書和趙城金藏）。
在抗戰期間，于右任等國民政府要員對莫高窟作過考察，1943年張大千等人在此對洞窟作過編號，對壁畫作過臨摹，1944年畫家常書鴻籲請在重慶的國民政府建立敦煌學術研究所，並得到批准，從此莫高窟才受到了科學有效的保護。1983年敦煌文物藝術研究所在段文杰、樊錦詩等人領導下，擴建為敦煌研究院，而今，莫高窟已進行了全面的整修，做了特意的保護和科學的管理，並被聯合國列入為人類重要文化遺產項目。
因此藏經洞的發現開創了一門新學─敦煌學。由於藏經洞及其藏品的這種特殊遭遇，使得這門新學從一開始就帶有國際性的特點，直到現在。也仍然是國際學壇上的一門顯學。
參考資料
1.國家地理頻道，節目名稱：敦煌系列，2010/6-7月。
2.黃永武，《敦煌遺書最新目錄》，台北市，新文豐出版社，1986。
3.張艷梅，《大漠下的寶藏：敦煌莫高窟》，台北市，旗林出版社，2006。
4.蘇瑩輝，《中華五千年文物集刊：敦煌篇》，台北市，該刊編輯委員會出版社，1986-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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